考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要点精析㈥

　　(十六)试述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并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

　　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与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首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是基本相适应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或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基本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状况的。这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是，’不相适应的一面是非基本的。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如政企不分，计划经济统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作用，分配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等等。这些弊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也存在着一些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如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存在官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思想领域还存在腐朽、落后思想的残余等。因此，必须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

　　(十七)如何理解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及其对制定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意义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量变是事物的数量增减和场所变更，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事物变化是否超越度的范围，是区分量变的质变的根本标志。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是：①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趋势和结果。②质变打破旧质对量变的限制，造成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是事物发展的决定环节。⑧质变巩固量变成果，引起新的量变，在新质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④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渗透着质变，即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在质变过程中有量的特征，即新质要素迅速量的扩大，旧质要素迅速量的减缩，直到质变过程完成。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如此互相转化，就是质量互变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由贫穷落后到解决温饱，是一个部分质变；由温饱又到小康，又是一个部分质变；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比较富裕，则是一个经济发展上的根本质变。前一步骤是后一步骤的准备，后一步骤是前一步骤的必然结果。这种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是质量互变规律的体现。

　　(十八)试述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也说是在本原的问题上坚持了唯物论的一元论。世界统一于物质其基本内容包括：第一，承认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但是又承认它的统一性，即无比复杂多样的世界具有共同基础和本质。第二，这个共同基础和本质就是物质，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来源于物质，是物质的产物或物质发展和存在的表现。第三，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和影响社会面貌及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解决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物质统一性问题，这是以往唯物主义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世界统一于物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坚持这一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和前提。正因为如此，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便是我们从事一切实际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说，在实践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也是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我国当前的最大实际和最根本的国情就是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有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或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这就是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最重大的实践意义。

　　(十九)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辩论，实质上就是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的辩论，其中有许多见解对我们研究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很有价值。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可见他重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对现代研究认识的价值。

　　中国古代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教育家提出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的见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认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荀子的认识论，以行为出发点，并以行为最后归宿。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他还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中国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表述过“行先于知”的思想，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大哲学家王夫之，对“离行以为知”、“尊知而贱行”的错误观点进行过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在知和行的关系中，除了重视行先知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许多知行相互和知行统一的思想，对我们理解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很有启发。

　　在行先知后的基础上，王夫之建立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的知行统一学说。他认为在知与行这对矛盾中，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行是知行统一的基础。这是一种行高于知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的实践观点。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观点，认为知行“并进而有功”，这是很有见地的。人从实践中获得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如果认识不能指导实践，认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特别重视知与行的结合，认为人类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知与行的辩证法。

　　(二十)意识和人工智能的关系

　　1、人工智能的本质

　　人工智能是相对于人的智能而言的。正是由于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所以根据控制论理论，运用功能模拟的方法，制造电脑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把人的部分智能活动机械化，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对人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是人的智能的物化。尽管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的某些活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人脑的功能，但人工智能不会成为人类智能而取代人的意识。

　　2、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区别

　　人工智能是思维模拟，并非人的思维本身，决不能把“机器思维”和人脑思维等同起来，认为它可以超过人脑思维是没有根据的。

　　(1)人工智能是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的过程。人的智能主要是生理的和心理的过程。

　　(2)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人类智慧具有社会性。

　　(3)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意识特有的能动性和创造能力。人类思维则主动提出新的问题，进行发明创造。

　　(4)电脑可以代替甚至超过人类的部分思维能力，但它同人脑相比，局部超出，整体不及。智能机器是人类意识的物化，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依赖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又必须以人类意识对于自身的认识为前提。因此，从总体上说；人工智能不能超过人类智慧的界限。关于电脑能够思维，甚至会超过人的思维，电脑、机器人将来统治人类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3、人工智能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意义

　　(1)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属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本质的观点的正确性。

　　(2)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意识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的认识。机器思维即人工智能表明，思维形式在思维活动中对于思维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从人脑中分化出来，物化为机械的、物理的运动形式，部分地代替人的思维活动。

　　(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向更高水平发展，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生产力和人类智慧向更高水平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