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考研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东汉章节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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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东汉的社会经济与大地主田庄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经济的较快发展。

　　农耕工具的改进，表现为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得到普遍推广(见《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这种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时已大量使用全铁制的犁铧，它比战国以来一直沿用的V形犁铧，刃端的角度要小，起土省力，利于深耕，坚固耐用。此外，一些新型的全铁耕作工具也出现了，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所见到的曲柄锄，是铲除杂草的中耕农具，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大镰刀，是专用收割的大农具。这些都表明东汉农业技术的某些进步。

　　在西北高原和长江流域，铁犁畜耕技术也得了推广。陕西米脂县东汉画像石上及绥德县东汉王得元墓石室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就证明当时陕北高原上的牛耕技术已和中原地区差不多。东汉时长江流域十分偏僻的庐江郡(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也用铁犁牛耕代替了旧的耕作方法。其它农业技术方面，原在西汉末已出现的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和浸种法，此时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泛滥成灾，淹没几十县。东汉初汴渠多处决溃，兖、豫百姓深受其害。为了治理水害，汉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堰流法”治水成功。公无69年夏，明帝又令王景、王吴主茧自缚持修治黄河和汴渠，他们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今山东博兴)1000余里，勘察地形，征调农民和士卒数十万人，疏通水道，建造堤坊，10里设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这一巨大工程约1年完成。自此以后的800多年，黄河没有改道。

　　东汉还修建了水渠与陂塘，有汝南(今河南平舆北)的鸿隙陂，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的芍陂，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这些灌溉工程规模都很大，一般可灌田几千顷乃至几万顷。陂塘设有水闸，拦江泄水极为方便。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东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说明东汉统治者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东汉时不仅大力兴修水利，而且还用水力进行生产，其影响最大的是水碓与翻车。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它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东汉时普遍使用，效率比手舂提高约100倍。翻车就是龙骨水车，用以引水灌溉。这两种工具都大大节约了人力。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修，东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和帝时，垦田面积达7.32亿亩(《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人口也由东汉初年的2100多万增加到5300多万，接近于西汉平常的最高水平(《通典·食货典》记此时耕地面积为8.27亿亩)，如果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数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东汉时期，原来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江南地区此时也开始发展起来，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加较为显著。如荆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60万左右增至620余万，扬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20万增至430余万，益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478余万增至724余万。其荆、益二州人口增加近一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颇为显著。

　　2、手工业的发展

　　铁器：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手工业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需要量的加大，推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东汉初，南阳冶铁工匠发明水排(即水力鼓风炉)，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给高炉加氧，这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后汉书·杜诗传》)。这项技术，1100年后在欧洲才开始应用。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这一先进技术。并进行了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一次浇铸，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冶铁效率和铸造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从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铁锅、铁钉、铁钉、铁剪、铁刀等已大量出现，说明铁器的应用已深入到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纺织：东汉时的纺织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东汉初年人们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河南、山东一带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四川的“蜀锦”，会稽的“越布”，驰名全国。当时丝织品的种类很多，有锦、缎、绫、绮、罗、纱、绸、绢、帛等，图案有流云、鸟兽等，秀丽古雅，织技精巧。1969年在新疆民丰县东汉墓中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丽，花纹规整，表明了纺绸、结花术和机织技术的熟练，这是在丝织工艺普通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当时内地的丝织品还销往西域，“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东汉时期的纺织品遗物。

　　盐业：“火井”煮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重要创造。东汉时，利用天然气煮盐日益增多，在四川成都和邛崃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煮盐图，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天然气“火井”煮盐的场景。火井煮盐操作简便，出盐率比用一般燃料高，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第4期。)。这也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

　　造纸：造纸术的改进与推广使东汉时期的手工业大放异彩，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创造了造纸术，不过一直没有发展成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造纸手工业。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的新工艺，扩大了造纸术的推广和造纸业的发展，蔡伦发明的纸被称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纸的发明使用，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商业的继续发展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东汉商业也继续发展。但由于地主庄园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东汉商业的发展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东汉初年，刘秀下诏恢复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废除一切旧币，结束了王莽时货币混乱的局面，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市场“市列”或“列肆”，每个市列或列肆又有很多店铺或商摊。当时城市中商人的“牛马车舆，堵塞道路”(王符：《潜夫论·务本》)，商品交换及其盛行，商品种类也极其繁多。如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等农业手工业产品应有尽有。一些珍贵的器物及中外名贵药材，也都在市场上交换。首都洛阳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他城市如长安、成都、宛(今河南南阳)、临淄、邯郸等继续保持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吴(今江苏苏州)、番禹(今广东广州)、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江西南昌)、徐闻(今广东海康)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使商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商品贸易交往频繁。东汉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商品交换，被称为“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经出现，东汉时，汉和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都定期合市，互相交换各自的商品。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沟通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东汉与西域的商业交易也比较频繁，史载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我名贵的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西行，远达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欧、北非等地，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也运来中国。

　　二、大地主田庄

　　1、豪强地主的形成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西汉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曾通过迁徙与任用酷吏的办法对豪强地主的势力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这种打击很在限，汉武帝以后，豪族地主通过不同途径(如买官爵等)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官僚，他们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凭借权势大肆侵占土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势力。西汉末年，在镇压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兵”(《后汉书·刘章传》)，称霸一方，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些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登上皇帝宝座的。东汉建立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为官，有世族、世姓、名门、阀阅之称。他们拥有很多门生、故吏，察举时优先，和门生故吏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特殊地位。豪强地主都拥有大批土地，史载，刘秀的舅父樊宏拥有土地300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占地700顷，济南王刘康有田800余顷等等，一般郡国大姓的豪强地主，也广占美田，形成了东汉时期特点鲜明的封建社会经济形式——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2、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豪族地主田庄经济是豪族地主政治势力的基础，东汉时期，豪族地主广占田地，大批包荫人口，形成了大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田庄内有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载了当时典型的田庄：田庄土地面积广，种植着粟、粳、稻、麦、豆等各类粮食作物，以及胡麻、苴麻、蓝、地黄等经济作物，还有瓜、韭、葱、蒜、姜、芋等蔬菜，田庄内广植松、柏、桐、梓、漆、枣、桑、竹等林木，有养蚕、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裁缝等手工业生产，并有许多酿酒、醋、酱、饴糖等产品加工和制造农具、兵器的作坊。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可知，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地主田庄，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自给自足，一般不需要通过交换。

　　在地主田庄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豪强地主大多聚族而居，他们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建立坞堡以自守。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贫困的宗族亲属，便成了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

　　徒附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大批自耕家在土地兼并中纷纷破产，除一部分沦为奴隶外，大多数变成了豪强地主田庄里的徒附。

　　宾客也是一种依附家，但它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宾客是主人的爪牙，还有的本身是官事，自己也拥有宾客，但他又是更高级官僚的宾客。

　　宾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称呼，反映的是依附农民的情况，至于其他“宾客”，在阶级属性上另当别论。

　　在地主田庄中，奴隶很多，地位也最为低下。一般大地主田庄都有“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豪强地主驱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进行残酷的剥削。

　　这些宗族，宾客、徒附不仅向豪强地主交纳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后汉书·马援传》)，还得无偿为地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营造院宇等，受田庄地主的超经济剥削。

　　东汉豪强地主还拥有私家武装，他们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组织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为“部曲”或“家兵”。

　　在豪强地主的田庄时，豪强地主是族长，在年中节令里，全族男女老幼以及族姓以外的依附者，都要向族长举觞祝寿，对于宗教中的贫困者，每年春、秋二季，族长廪给一些粮谷、衣服，以示功德。所以，大地主田庄里的阶级对立、剥削压迫关系被一层封建伦理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

　　大地主田庄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点，又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割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东汉末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经济、政治原因。

　　3、自耕农的贫困

　　东汉初年，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土地集中程度明显减弱，部分农民也占有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随时受着地主兼并土地的威胁，东汉初年以后，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贵族豪门任意侵占自耕农的土地，许多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自耕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那些没有破产的自耕农要向东汉政府交纳田税、算赋和口赋，还要出更赋，负担非常沉重，经济极为贫困，与封建政府之间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东汉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1、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有马韩、辰韩、弁韩等政权，这些政权的发展水平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东汉政府同其中的许多政权都有着政治、经济的联系，如公元44年朝鲜廉斯地方的苏马湜等人与东汉进行贸易，受到东汉政府欢迎。朝鲜人还用他们出产的斑鱼、果下马、文豹等交换东汉的物品。在东汉王朝的影响下，他们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古代日本称倭，东汉时，日本岛上有数十个政权，其中一些政权与东汉的关系非常密切。公元57年，倭国使臣到达洛阳，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后汉书·倭专》刘秀赠倭奴国王的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到洛阳，并要求亲来中国。通过交往，我国的铁器、铜器、丝帛等物品东传日本，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2、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东汉时期，东南亚地区的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境内的政权很多都与东汉政府有着政治经济的来往。

　　越南和我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关系甚密，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管辖，并教以农耕，传播先进文化。东汉初期，中国的牛耕技术和一些农器的制造技术传到越南，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珍贵物品也传入我国。

　　缅甸和我国西南毗邻，公元前2世纪，两国之间的陆路交通便已开始。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两次派使臣到达洛阳，与东汉政府交换珍贵礼物。同时缅甸还是中国与西方海上交通的中转站，西方使节及商人至孟加拉湾，在缅甸登陆，然后进入中国益州永昌郡(今云南宝山县东北)。

　　东汉政府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很早就有联系。元和元年(公元84年)，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使臣到中国。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叶调国国王派使臣到中国。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境内还发现不少汉代文物。这些都说明当时这些国家与东汉政府有着较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3、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

　　东汉时，安息国(今伊朗)王几次派使臣到达洛阳，安息王子安世高，大月氏(今中亚细亚东南部一带)人支娄加谶，印度沙门竺朔佛都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使得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南亚的印度在我国古籍中译为“身毒”、“天竺”，西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曾派副使到达过那里，东汉和帝时，天竺商人几次经丝路到中国，进行贸易。

　　为了进一步发展与西亚及欧洲国宾联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经营西域的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今意大利)，甘英一直到达条支海边(今波斯湾)，因被安息船人所阻，未能越海前往大秦。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却熟悉了沿途的地理情况及风俗习惯，为以后中国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探求开辟欧亚交通的人物。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海路来到我国。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变得频繁起来。

　　我国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的冶铁、丝织、井渠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中亚、西亚的毛皮、马以及石榴、胡萝卜、大蒜等物也传入中国，丰富我国人民经济生活。此外，中亚的乐器、乐曲、舞蹈等也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四、两汉的社会生活习俗

　　两汉时期，比之前代，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能体现社会生活习俗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均有着自己的特点。

　　1、衣食住行

　　服饰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审美心理、习俗与生活环境。汉代服装仍为上衣下裳，皇帝是冕服制度，形制复杂，反映了一种威仪。仕宦平居之服为宽大单衣，称之为“襜”，好武之官较喜服短衣，儒士多服宽衣大带青袍，一般农民所穿多为短而窄的衣服，称“短褐”，一般妇女有耳环、手镯、头钗以及其它珠玉等，男子佩物有玉、金、银、铜等，以显示身份，国王及百官则喜佩刀剑。

　　两汉时代的冠制也很有特色。冠是加在发髻上的一个罩子，汉代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帻。王莽因头秃，先戴帻，后加冠，东汉时这种戴法较普遍。汉代官吏所戴之冠，因职务、级别的不同而不同，有通天冠，进贤冠、高山冠、却敌冠等。汉代贵族妇女很重视发型，梳有各种各样发髻，一般劳动妇女则自然束发，不加修饰。

　　汉代人的鞋有皮鞋、木鞋、草鞋、丝鞋等，穿皮鞋被视为生活俭朴，这是因为当时皮革来源比较多，制作起来也方便。

　　两汉时代是个物质财富十分雄厚的社会，“池鱼牲畜，有求必给”，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肉食地位上升。祭祀、喜庆、乡饮时杀牛宰羊，请客摆宴，上演百戏自不必说，就是平时，人们也可吃肉喝酒。市场上有各种熟肉食品出卖。这在汉以前是没有的。汉代北方人的主食是麦，做成汤饼、蒸饼、麦粥等，副食除各种动物的肉外，还有各种蔬菜及豆腐。汉代人特别喜欢饮酒，酒成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典礼、考试及第、亲朋聚会，均饮酒助兴。汉代一般人饮食为一日两餐。

　　两汉时代，我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已初步形成，住宅已有完整的廊院和多层楼阁，中国古典屋顶的几种形式，如硬山、悬山、歇山顶，均已出现。此时砖尚未充分普及，板筑的夯土墙相当普遍。

　　两汉时代，人们出门借以代步的工具——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双辕车增多。官僚贵族出行则要保持一个马车组成的车队。皇帝乘“辂”车或“金银车”，一般官吏乘有伞盖，四面蔽露的“轺车”，贵族妇女乘车箱象房子一样的“辎车”。此时，我国还出现了独轮车，用以载物，省力方便。

　　2、婚丧嫁娶

　　两汉时代，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形式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首先是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妻者，齐也”(许慎：《说文解字》)，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格言。

　　其次是汉代人把伦理道德渗透到了爱情关系中，男女相爱，要信誓旦旦，尊重感情，这从乐府诗《上邪》、《有所思》等篇中可以看出。

　　其三，男女结婚、离婚有一定的自由，寡妇也可自由改嫁，不受舆论谴责。除了比较自由的婚姻外，两汉时还有买卖婚、表亲婚、交换婚、招养婚、童养婚、劫夺婚、转房婚等婚姻形式。

　　汉代婚姻形式中还有先秦时代一夫多妻制的残留，特别是皇帝、官僚、富豪等，妻妾成群，荒淫无耻。汉代人结婚年龄按礼节所载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实际上是以早婚为尚，男子十五六岁而娶，女子十三四岁而嫁的现象比较普遍。男女双方一般都形容相貌、才能道德、门第高低作为择偶标准。一般官僚、富豪嫁娶时竟奢成风，贫寒之家及以尚俭为志的读书人，则以俭朴为美。

　　两汉葬俗承秦制，帝王陵墓建筑高大的土堆-陵，并在陵侧建寝，以藏墓主的“起居、衣冠、象生之备”(《后汉书·明帝纪》)。两汉还对陵寝制度进行改革，把祭庙改祭陵，“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两流时代崇尚厚葬，皇亲国戚，平民百姓，都尽最大力量建筑富丽堂皇的墓葬。汉人丧葬之礼十分隆重，特别重视守家俗，服丧期间，不饮酒食肉，不作乐近妇人，不聘妻访友，居官者去职，除官者不赴。西汉初，人死之后，一般守丧时间较短，3日、14日、15日不等，后均实行3年丧制，“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汉书·扬雄传》)。两汉时十分推崇服丧至诚之人，认为其孝行纯至，令人景仰。

　　总之，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往往是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具体反映，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战国到两汉时代，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不但使我们从中看到民族心理，审美意识，道德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且不定期能窥见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增进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社会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