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考研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东汉章节笔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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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一、匈奴的分裂

　　西汉末至东汉初，位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匈奴族利用当时内地发生战争的机会，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并与北方的彭宠、卢芳等豪族割据势力相互勾结，经常深入内地，骚扰掠夺。东汉立国后，因财力、物力、兵力不足，一直对其采取以防为主、辅以羁縻的策略。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单于舆死，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王位发生分裂，单于蒲奴企图消灭控制匈奴南部地区的呼韩邪单于的孩子日逐比的势力，日逐比在匈奴南部八部大人的拥戴下自立为单于，以“呼韩邪单于”为号，匈奴遂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归附了东汉王朝，刘秀接受了高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北)、美稷(内蒙古克昭盟准格尔旗西北)、朔方、定襄、雁门一带，设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织品，南匈奴则协助东汉政府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归附东汉以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力量大为削弱，便向北迁徙，但仍然不断侵扰汉边，焚烧城邑，杀掠人口。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利用北匈奴北受丁零、东受鲜卑、东南受南匈奴的夹攻、势力更加减弱、部众离散的时机，发动反击，四路出兵，其中窦固打败北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又至伊吾庐城(今新疆哈密)，并在此地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以后，北匈奴内部进一步离散，先后有数十万人入塞投降，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诸国更趁此机会向北匈奴发动猛烈进攻，北匈奴大乱。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政府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联合，共同进攻北匈奴，大败北匈奴于稽落山(内蒙境内)，北匈奴20余万众降汉。窦宪的军队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而还。从此以后，北匈奴连连遭得东汉的打击，主力便开始向西移动，超过中亚细亚，迁往欧洲(参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匈奴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南匈奴及一部分北匈奴的内附，使得东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得以安宁，无论是汉人还是匈奴人都能安居乐业，进行生产。

　　其次，内附的匈奴人与汉人杂居一起，经济文化互相沟通，互相吸收，匈奴人民逐渐学会了农业生产，有利于民族融合。

　　二、班超通西域

　　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减弱，匈奴贵族乘虚而入，略取西域，向西域各族人民勒索苛重的赋税，进行残酷统治，西域各地受匈奴贵族控制，当时西域诸国中力量最强大的莎车曾联合南道一些小国与匈奴贵族对抗。东汉建立后，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随后，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西域诸国先后遣使朝贡，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心西顾，拒绝了诸国要求。此后，西域诸国相互杀伐，陷入混乱状态，匈奴趁机发展势力，把西域诸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公元73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以后，进驻伊吾庐城，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派遣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率令36人先到鄯善，斩杀北匈奴使者，促使鄯善王归汉，接着又威服于阗(今和田)，废疏勒王龟兹人兜题，另立疏勒人为王。班超在鄯善、于阗、疏勒的活动，使东汉威望重新树立起来。公元74年，东汉政府继西汉之后重置域都护，同时设立戊已校尉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

　　公元75年，汉明帝死，窦固率军东还，焉耆、龟兹诸王趁机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和车师王攻击戊已校尉。新继立的汉章帝考虑到东汉无力长久固守此地，遂采取了妥协政策，撤消都护和戊已校尉，并召班超东归。

　　疏勒、于阗等国害怕班超归去后自己会被匈奴支持的龟兹等国所并，再遭蹂躏，均苦苦挽留。班超留下后，联合疏勒、于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公元83年东汉政府拔擢班超为将兵长史，并先后发驰刑、义从1000、兵800赴西域班超驻地。从此，班紧密团结西域诸国，展开对北匈奴在西域势力斗争。公元90年率诸国兵击败了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保护了西域诸国的安全。公元91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节龟兹它乾城(今新疆库车西南)，加强了东汉对西域的管辖。公元94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公元102年8月，班超因病返回洛阳光，9月病死，时70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经过他勇敢机智和艰苦努力，使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重新得以恢复。他为密切当时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班超离开西域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为政残苛，西域各国相继叛离，北匈奴残余势力又活跃起来，通往西域的道路又被阻断。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吏，率兵500赴西域，联合当地诸王，消除了北匈奴残余势力，重新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

　　东汉对西域的经营，有利于加强汉族人民风吹草动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它发挥着中国和西亚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作用。

　　三、乌桓校尉的设置和鲜卑各部

　　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族，乌桓活动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时期，乌桓已由率牧狩猎逐水而居的原始社会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

　　东汉初期，乌桓各部受制于匈奴，并在匈怒驱使下寇掠汉边。公元46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袭击匈奴被迫北徙。公元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降汉，刘秀封其81人为侯、王、君、长、使之转居幽、并二州缘边10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置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衣食，让他们助守边防，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

　　鲜卑人居住在乌桓的东部，由于鲜卑人离中原汉族较远，因此与乌桓相比显得落后些。

　　鲜卑人经常随同匈奴与乌桓南下虏掠，南匈奴与乌桓相继归附东汉王朝后，被封为侯，并受乌桓校尉监护。

　　东汉中期，北匈奴西徙后，鲜卑人占领匈奴故地，同残留的10余万落(户)匈奴人相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起来，并摆脱东汉王朝的控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掠夺战争，使鲜卑上层分子变成富有贵族。东汉末年，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制定法律，提倡农业、畜牧业、狩猎、捕鱼，建立王庭，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每部置大人为首领，成为世袭官制，实行王位继承制。这些都标志首鲜卑社会已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檀石槐极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使鲜卑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也随之瓦解。

　　东汉时期，东北地区还居有扶余人和高句丽人。

　　扶余人活动于松花江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很发达，产名马，有貂、赤玉、美珠等物产。东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国王之下设有官吏，称“加”。有城栅、宫室、监狱和军队。刑法非常残酷，一人犯罪，全家为奴。贵族生活奢侈，杀人殉葬，多达100人。公元49年，扶余人携礼与东汉通好，从此夫余王年年向东汉朝贡。公元136年，扶余王到洛阳朝见。同东汉的政治、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高句丽人居住在鸭绿江一带，与扶余的语言，习惯都比较接近，亦以农业为主。东汉时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风俗尚清洁，喜歌舞。公元32年，高句丽王派人至洛阳光、刘秀恢复他被王莽削去的王号。整个东汉一代高句丽人虽间或进犯东汉东北边镇，但高句丽王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经常朝贡。东汉后期，高句丽隶属辽东郡。

　　四、西南各族

　　西汉时期，在中国的西南方(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各少数民族。东汉时，这一地区有所发展，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

　　1、哀牢夷

　　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的哀牢夷，在西汉以前与中原王朝没有任何联系。公元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调协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西南)两县，且又设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对这地区进行管辖。东汉政府只向哀牢人中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税。

　　哀牢夷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哀牢山地区土地肥沃，宜于植五谷、种桑麻，经过哀牢人的开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哀牢人不但种植许多农作物，而且已有铜、铁、锡、金、银、水晶、琥珀等矿产。当地人民还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等。用梧桐木棉织出的白叠布，幅广5尺，色彩洁白，不易污损，是纺织业中的珍品，此外，哀牢人还掌握了染色技术。

　　2、掸族

　　掸族聚居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了直接关系。公元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洛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公元120元，雍由调又遣使来京，向东汉政府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的掸族聚居地也入汉的版图。

　　3、白狼等部

　　东汉时，我国西南地区散居白狼、木、唐等部落，汉明帝永平年间，这些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他们作诗歌三章，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表示对汉的仰慕。这三章诗歌被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宝贵资料。

　　五、羌汉人民的三次起义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内迁，散居金城(今甘肃兰州)等郡，与汉人杂居，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时的羌人还基本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但私有制亦逐渐发展，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互相掠夺。东汉建立后，刘秀复置护羌校尉，对羌族诸部落进行管理，并陆续迁羌族各部于陇西、天水、扶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诸郡。使三辅以西成为羌汉杂居地带。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在汉族人民深受压迫的同时，周边各族人慢的痛苦也在加深。当时内迁羌族人民“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不断进行反抗。从汉安帝起，羌汉人民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1、羌汉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发生于公元107年。当时东汉政府强征金城、陇西(今甘肃临洮县)、汉阳(今甘肃天水市)三郡羌人随征西域，羌人不愿远征，行至酒泉便相率逃散。各郡县发兵堵击，追捕羌人，并乘机虏掠抢夺，焚毁羌人庐舍村落，羌人被逼无奈，起而反抗。他们用竹竿、树干、木板为武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陇右诸郡羌人纷起响应，屡败官兵。公元108年，起义领袖滇零大败东汉征西校尉任尚数万官军后，在北地(今甘肃环县)称帝。羌族人民起义核心形成后，更加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起义势力伸展到河东、河内一带，迫近首都洛阳光。东汉政府极为恐慌，派北军出屯孟津，各地官军、豪族大筑坞堡，企图阻止起义力量的扩展。

　　羌族人民起义后，东汉官吏为保持秩禄与赋役来源，竟强令边郡汉族人民内迁。羌汉人民杂居已久，羌人起义攻杀官吏豪强，也为汉族人民除了害，并未威胁汉族人民，以故汉人不愿舍弃家园内徙。官吏们竟派兵采用强迫手段，“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后汉书·西羌传》)，勒令上路。大批汉人遭“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着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后汉书·西羌传》。因此汉阳人杜琦、杜季贡兄弟率领汉族人民起义，与羌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声势浩大，给汉军以沉重打击，汉军统帅任尚等先后被撤职治罪。

　　公元114年以后，东汉统治者一面改用骑兵作战，逐步扭转败局;一面使用阴谋手段，派刺客先后刺杀了羌汉人民大起义的领袖人物零昌、狼莫、杜琦、杜季贡等。起义失去了领袖，起义力量也是很快被瓦解，公元117年，起义终于被镇压去。

　　2、滇零、杜琦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末停止。由于东汉地方官吏为政残苛，对羌汉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公元140年，羌汉人民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首先发难的羌族且冻、傅难等部与西塞、湟中地区的羌人联合，大举进攻三辅、武都(今甘肃成县)。公元141年在射姑山(今甘肃天水附近)击杀东汉征西将军马贤，接着攻关中杀长吏，焚烧皇帝陵园，声势大振，但由于这次起义缺乏集中领导，公元145年后，在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武力进攻和利诱之下，起义又告失败。

　　3、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三次起义。当时郡县官吏贪残暴虐，放纵妄为，引起羌人反抗。东汉政府重用凉州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武装进行联合镇压，采取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办法，斥逐贪官污吏100多人，才将这次起义浪潮平息下去。

　　羌汉人民大起义虽最终失败，但它却给腐朽的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长期的军事行动使东汉王朝军饷耗尽，军力减损。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整个西北地区(包括三辅及并、凉二州)残破不堪，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但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加深了羌汉两族人民的了解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