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考研中国现代史笔记：内战与危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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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与危机(1)

　　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使得中国在苦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成长并壮大了起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以各种形式来回击日本的侵略和表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反抗。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出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局面。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确立与加强

　　1、宁汉合流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

　　宁汉合流与分裂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宁汉之间虽然仍处于对立的形势，但这时双方矛盾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1927年8月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国民党各派的合流。 9月16 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正式接管宁汉沪三方党部，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由于特委会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其成立后，即遭到各方面的攻击。不久，宁汉合作又重新变成宁汉对立，宁汉对立则又演变成了宁粤对立。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纷争，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便于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 4月，第二次北伐正式开始。当北伐军围攻直鲁军张宗昌部时，日本政府于5月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进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出北京， 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是谓"皇姑屯事件"。国民政府占领津京后，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使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当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国民党政权遂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国民党各派大混战国民党政权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不久，其内部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的矛盾又开始激化。他们围绕地盘的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展开了新的争斗与混战。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优势，标志着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完成。

　　2、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训政纲领》的制定第二次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于1928年10月通过并公布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出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陆续成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从而开始了国民党的"训政"时期。

　　国民会议与《训政时期约法》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使其独裁统治更加系统化、"合法化"，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并将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提高到完全以党代政、为所欲为的程度。

　　3、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特务组织的建立国民党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一个是CC系及其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一个是"蓝衣社"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

　　保甲制度的推行为了控制和束缚全国人民，南京政府还通过保甲制度，逐步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统治网。1932年8月，正式颁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红军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 1934年初，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向全国推行。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新生活运动虽然声势较大，但收效甚微。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强"雪耻复仇"，"尽忠报国"，为抗战服务，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

　　4、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依赖外国列强建立起来的，因此，其外交政策也显示出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在处理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案"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投靠外国列强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推行所谓"绝俄"政策，并于1929年指示东北地方政府制造了抢夺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外交完全断绝。

　　改订新约运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也同各列强展开了一些较弱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某些要求。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恢复了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与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5、国统区中间政派争取民主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1930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将1928年春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本政治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同时，该党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该党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了地方组织，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该党受到严重破坏，但多数成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人权派与"争人权"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和向往，要求废除党治，实行民治，呼吁发起一个"人权运动"，来改良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人权派"，也称作"新月派"。他们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种种的揭露和抨击，强调保障人权，必须要有法治为基础，必须破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尽管他们的反共主张与国民党一致，但仍然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所不容。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随着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人权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免受践踏，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盟最主要的工作是积极营救和保护政治犯，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33年6月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同盟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无形解散。

　　6、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初期的财经措施南京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政权，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缓和由于财政赤字造成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政策和措施。如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进行税制、币制改革等。通过这些政策与措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31年后，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同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进出口贸易与货币金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发展。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首先是从金融事业开始的，而1935年的"币制改革"则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与此同时，官僚资本对贸易、商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也加强统治与垄断。到1936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它所具有的特殊有利地位，为它在抗战时期走上国家垄断资本道路奠定了基础。

　　民族资本的衰退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之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从五卅运动后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开始呈现出衰退状态。直到1933年为止，整个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0%，全国人口的85%还是农业人口，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1、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南昌起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严重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于1927于7月下旬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经过激战，占领南昌城。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广东境内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制定新形势下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但这次会议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未及时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9月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军力量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中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利用粤桂军阀混战、广州空虚之机，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由于起义军未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最后失败。此次起义是中共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又一次尝试，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英勇奋斗的精神。

　　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共产党先后在各地共发动了100多次起义，其中有广东海陆丰起义、湖北黄麻起义、江西弋横起义、闽西龙岩起义、陕西渭华起义、湖南平江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各地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六大" 为了总结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时期党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指出了当时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进攻路线。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以后，开始创建根据地。到1928年2月，初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各县也掀起分配土地的高潮，并接连击破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红色政权的实质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2、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

　　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建立到1930年，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已有17个军，近10万人，在全国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先后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古田会议 为解决随着红军扩大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也逐渐进入高潮。1928年12月，湘赣边界特委根据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根据"六大"决议，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所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与此同时，其它各个革命根据地也都制定了具体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摧毁了封建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从1930年至1931年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重点是进攻赣南、闽西根据地。但在红军的反击下，这些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赣南、闽西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境内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的出现。赣南、闽西及其周围的根据地建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5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围剿"。国民党军队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等革命根据地，得手后，于1933年2月分三路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他各根据地红军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33年夏秋间，全国红军达到30万人，达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苏维埃区域的各项建设及成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苏区的各项建设。1933年上半年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以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成果。随后，又从1933年7月开始在苏区进行了经济建设工作，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合作社，而农业生产则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地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

　　4、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1931年1月，王明等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表现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同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发展了“左”倾错误，无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有利形势很快丧失。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正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的时候，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军始终在敌人日益压缩的碉堡线里打圈子，结果遭到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多人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因此，长征的头三个月里，虽然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人员损失过半。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并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接着，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继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川西的懋功地区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排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率领中央红军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六盘山，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全国三支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保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南方八省红军的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中，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部队，坚持了3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