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历史学考研中国古代史：“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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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隋唐五代

　　第六节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一、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经济措施

　　1、面临的问题

　　A：土地兼并

　　B：赋税繁苛

　　C：庄园发展：租给农民耕种，租种者称为“庄客”、“田客”;依附性弱。

　　D：边疆形势日趋严峻，原有镇戍镇不足以应付，军费紧张。

　　2、改革措施

　　A：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唐初三省六部体制分工明确，职掌固定，无弹性。后随形势的变化，有些事情无部门负责，只得奏请皇帝。高宗武后时，设“北门学士”。武则天时交中书省处理。武则天时出现“使职”。玄宗时采纳张说建议，改革。下设五房，掌庶政。中书门下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B：检括户口。唐前期在正役和杂徭之外，另有“色役”，不服役者纳资，称“资课”。色役可免征行，纳资后可不上番。不少人冒充色役。宇文融括户。

　　C：改变地税、户税征收制度。唐前期地税作为义仓用，户税非定制。玄宗时按丁征收租庸调不再适用，改地税按户等征收为按亩;户税为定制，按户征收。

　　D：实行回造纳布与和籴制度。开元25年(737年)。

　　E：改革兵制。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无法承担兵役。募兵制发展：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基本上被募兵制代替。开元11年(723年)，根据张说的建议，京师宿卫由募士承担，号长从宿卫，后改称“彍骑”。边镇戍兵自737年行招募制，戍兵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749年，折冲府无兵可征，政府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至此，府兵制废除。另一变化是：边疆形势的发展导致节度使的出现;武则天时实行屯防制度;开元初年，沿边设九个节度使和一经略使。节度使兵多财厚，形成内轻外重局势。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新唐书》卷50《兵志》)

　　二、安史之乱

　　1、背景

　　A：胡人出任边将：开元末，李林甫为相，为专宠固位，杜绝节度使入相之途，奏请用胡人为节度使。胡将团结不同部落胡人，形成集团。

　　B：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

　　2、叛乱经过天宝14年(755年)起兵;次年正月，称帝洛阳，号大燕，攻陷长安。马嵬驿之变。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张巡、许远。763年被平定。

　　3、后果

　　三、藩镇割据

　　1、割据的原因 由平叛力量与反叛力量及唐王朝维持均衡导致。

　　2、割据类刑

　　A：河北地区型：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独立性最强。

　　B：中原、西北型：依附和游离，半独立。

　　C：东南、西南型：基本忠于朝廷。

　　3、藩将与部属的关系 牙兵。

　　4、政府对割据者的战争德宗朝泾原兵变。宪宗朝获得较大成果，淄青、淮西藩镇平定，河朔纳地归命，称“元和中兴”。

　　5、割据的影响

　　四、宦官专权

　　1、典掌军权玄宗时宦官高力士管小事，不掌军权。肃、代时李辅国(尚父)、程元振、鱼朝恩典禁军;代宗曾诛杀后者，不令宦官典兵。德宗时任宦官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典神策军，此后形成定制，控制了中央军事力量。

　　2、参预机要 宪宗任宦官为“左右枢密使”，与“左右神策中尉”合称“四贵”。

　　3、监军

　　五、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南衙北司之争)

　　1、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久厌宦官专权，遂擢用东宫旧臣王伾、王叔文进行改革，罢宦官所掌宫市(在长安市场采购宫中所需物品)及五坊小儿(为皇帝饲养动物)，又任用武将统神策军，企图夺宦官兵权。八月，宦官俱文珍等发动政变，迫使顺宗禅位于太子纯，是即宪宗。二王当政146天即告失败，皆被贬死于外地。由于顺宗预定下一年新年号为永贞，故这次改革又称“永贞革新”。

　　2、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835)。时唐文宗在位，先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未遂。文宗又起用李训、郑注，在二人帮助下毒死大宦官王守澄。李训等进而制定了进一步剪除宦官的计划，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会时，遣人奏称左金吾厅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文宗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往观看，李训事先已伏兵于院内，计划将宦官尽数捕杀。不料仇士良等察觉情况有异，抢先挟持文宗退入后宫，遣神策军大杀朝官。结果外朝势力彻底失败，许多大臣全家被杀，死者不可胜数，长安城一片恐怖气氛。此后一段时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1。此事又称为“甘露之变”。

　　六、牛李党争(“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牛李党争以两派首领而得名。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李党首领为李德裕。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对策中触犯宰相李吉甫，德裕即吉甫之子。穆宗初年李德裕又借一次科场案之机打击李宗闵，此后矛盾日益激化，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双方交替进退，一派得势即贬另一派为外官，文宗以至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文宗死后武宗即位，用李德裕为相，牛党诸人尽被贬斥。武宗在位七年死，宣宗即位，李德裕被贬至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不久卒于贬所，党争以牛党胜利告终。牛李党争的性质所在，历来众说纷纭。大体言之，牛党多为科举出身之庶族，通过科举相互援引，李党多为山东士族后裔，重视门第而鄙薄科举。牛党在藩镇和边疆问题上倾向于姑息妥协，李党则态度较为强硬。但上述分歧又并非绝对，有时仅仅表现为单纯的人事纠葛以及意气、趣味之争。就个人政绩而言，李德裕更胜一筹。他任相时，辅佐武宗裁抑宦官势力，击败回纥骚扰。会昌三年(843)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欲擅自继位，德裕力主发兵讨伐，终于将泽潞平定。这是唐朝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藩镇割据的正面冲突，其获胜德裕功不可没。会昌五年，李德裕又协助武宗进行灭佛之举，拆除寺院数万所，勒令僧尼还俗26万余人，没收大量土地，改善了朝廷财政状况。德裕死后，唐朝中央再无杰出人材，衰颓终于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