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考研法律硕士：法制史分析题【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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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明朝的法律制度上有哪些具体表现?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确立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是早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就已记载的中国古人关于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的优劣灵活适用刑法手段的“三国三典”原则。朱元璋认定明初是乱世，因为北方的蒙古军事贵族仍虎视中原，抗元农民起义余波未平，各地起义时有发生，而受两宋及元朝吏治失之过宽的影响，明初官僚队伍纪律松弛，贪赃枉法行为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朱元璋接受“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认定要用“重典”来“治吏”就可达到“重典治世”的目的，“乱国”的局面就可扭转。这种政策给明朝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确定从新从重主义的刑罚适用原则，处罚法律颁布前的犯罪行为。

　　明朝为强化对社会严重犯罪的行使镇压,放弃了唐宋时代的从轻主义的原则,而改用从重主义。按《大明律·名例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同条律注解释说：“此书言犯罪在，先颁律后事发，并依新定律条拟断，盖尊王之制，不得复用旧律也”。由于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时，实施“刑用重典”的原则。同时规定对《大明律》不得有任何更改，违者重罚。《大明律》与唐宋时代的法律相比，在处罚刑事犯罪方面明显加重。它改变了以往封建王朝刑罚适用的从轻主义原则，公开推行从重从新主义的刑罚原则，反映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立法指导原则的变化，以及社会刑事犯罪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2)《大明律》对谋反谋大逆等政治性犯罪及官员贪赃犯罪方面，刑罚处罚远比《唐律》为重，是“重其所重”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诸如谋反谋大逆等严重政治性犯罪，侵害统治阶级与一般社会成员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偷窃抢劫财产与贪污挪用官府钱财粮物等严重的财产型犯罪，《大明律》遵循“重其所重”的原则，与唐律相比，一律加重刑事处罚。如“诸谋反大逆者”《唐律》“不分首从，一律皆斩”，而《大明律》则是“凌迟处死”;“盗窃四十五匹者”《唐律》为“加役流刑”，《大明律》规定为三犯盗窃者处绞。在法定刑上增加了刺臂刑、充军刑、凌迟刑。对某些严重犯罪，恢复了如枭首示众的酷刑。《大明律》重点打击的严重犯罪有：“杀一家三人罪”“采生折割人罪”“肢解人罪”“强盗罪”“白昼抢夺罪”“窃盗罪”等。

　　(3)创设、增设了一些防止官僚“朋比为奸”的罪行。

　　“奸党罪”：其为前代所未设，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为打击官僚“朋党为奸”而增设的一项新罪名。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防止臣下谋反作乱。

　　“交结近侍官员”与“上言大臣德政”：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是增设的罪名。从其内容上来看，是“奸党罪”的延伸和发展。在处罚上，一般本人处斩，妻、子流两千里安置或没为奴隶，财产入官。

　　(4)严厉打击官员贪污、失职、渎职犯罪。

　　明代法律将贪污受赃归纳为六种形式：监守赃、常人赃、窃盗罪、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大明律》将这六种贪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赃。在处罚力度上，《大明律》规定;吏受财“枉法赃一百二十贯绞”;官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官职不同，相应的责任也不同，对长官处罚更严厉一些。但如果是官吏不枉法赃，则一律赃满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不分官职大小，责任轻重，实行相同的处罚。

　　对失职、渎职罪，明朝法律以维护皇帝独揽行政大权为宗旨，对有损皇权统治的任何行政失职行为，主张严厉打击。《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出绞。”也就是只因不请示皇帝就处罚或奖励军官的军政长官，就应被处以死刑。另外，明朝法律为保障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正常，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大明律》中对各级官吏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有违反均给予惩罚。其中，对官吏“漏失印信”的失职行为处罚最严。因为，在明代统治者看来，“印信”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漏用印信是官吏办事最大的失职，对这种行为一般处“斩”。

　　(5)朱元璋手定明《大诰》，用以严惩臣民犯罪，弥补《大明律》律文规定的不足。

　　明《大诰》共四编，内容为朱元璋选取的“官民过犯”的典型案例及其训令。相比较《大明律》，不但增加了许多法外之刑，而且在某些犯罪，诸如惩治盗贼与贪污挪用国家财产的犯罪方面，处罚远超出《大明律》的规定，体现出极为残酷的色彩。例如，像枭首、斩示、弃市以下罪万余种。“民不纳粮”罪，《大明律》罪止杖一百，而《大诰》则“全家迁出化外”。

　　(6)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强化“重典治吏”。

　　明朝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扩大了机构的设置与权力的行使。在中央一级，都察院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其它部门的干预。在地方上，明朝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中央行政监督机构的派出单位，主管辖区内的监察工作。为强化行政监督，防止地方官吏擅权违法，明朝特别设置御史巡按制度，由皇帝钦派大臣巡查地方，纠举百官。明朝还在中央六部设立给事中，作为皇帝派往六部实施监督的代表。

　　明代“重典治世”政策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还有在司法机构上设立特务司法机构—厂卫组织，以监督、制约普通官僚体系，插手司法事务。在审判制度上，设立廷杖制度，在朝堂上杖责大臣，以强化皇权。

　　2.试述明初立法指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1)明初的立法思想对整个明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开国帝王的朱元璋通过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既有对唐、宋、元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有朱元璋本人的政策、方针，它指导了明初的立法。主要特点有：

　　① 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思想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早在西周就有“三国三典”之说，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它是指治国时要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优劣灵活运用刑法手段。中国古代统治者又将治理社会分为两个层面，即治吏与治民的综合。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朱元璋将治吏作为治国的重点，提出“刑乱国用重典”的政策。

　　出身于贫困阶层的朱元璋在反元起义中，亲眼目睹了元末吏治腐败的状况，对当时官吏“多不恤民”、“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以至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印象深刻。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又总结了两宋时期吏治失之过宽的教训，决心“重典治乱世”、“重典治吏”。这种政策稳定了明初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在“重典治吏”的同时，朱元璋也未放松“治民”的工作。他运用严酷的手段制止人民的反抗，镇压明初各地的农民起义，达到了稳定社会的预期效果。

　　但“重典治世”，尤其是“重典治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的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削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削弱了整体的力量。明初官僚体系几经大规模清洗，导致官员人人自危，最终危害皇权的巩固。朱元璋统治后期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对刑事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明成祖上台后，为了强化皇权，打击异己，将“重典治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确定了下来，成为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由于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政策对于明朝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评价为治世取得明显成效的具有典型性的指导思想。

　　② “礼法并用”的思想

　　朱元璋在使用“重典”来治国的同时，也注意运用“德礼”的作用。他认为要使朱明王朝长治久安，需要推行“礼法并用”的思想，即把伦理道德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律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以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在“礼法”关系上，他认为封建道德的教育感化是先导，刑罚镇压是手段。《大明律》卷首将“八礼图”与“二刑图”并列，并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婢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等多项条款，进而使封建道德的精神统治力量与封建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合为一体，有效地发挥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③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朱元璋在治理社会上主张采取全方位的方法，不但把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而且把日常的立法工作与法制的普及宣传工作相结合。朱元璋在位期间向各郡县颁发《律令直解》、建“申明亭”、刊布《大明律诰》，要求天下人有一册其亲手编的《御制大诰》、派人定期讲读《大诰》等等，都体现了他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2)明朝上述立法指导思想是基于治乱世而形成的：

　　①元末农民起义规模浩大，朱明王朝即是在这场起义中应运而生。松散的农民组织可以将蒙古铁骑打败，元政府吏治腐败是主要原因。因此，明朝建立后，为防范官吏横行导致人民造反，将重点治吏作为治乱世的一个重要内容;

　　②元末明初之际，内外形势复杂，就政府运作而言，前元的法制十分松弛，极不可取，因此，也就导致明初承元乱世必须治以重典;

　　③宋、元法律复杂，连司法官也不能完全掌握，普通百姓更不知如何守法，大大方便了贪官污吏从中舞弊。因此，明太祖立法时，不仅要求法律要简明，而且重视法制宣传，使官吏无出入之弊，民畏法而不犯;

　　④朱明王朝建立，首先要确立其皇权的不可挑战性，明确朱元璋的皇位是承天运而生。为达到这个目的，法律的任务就是要严刑峻法镇压人民，清除统治阶层中对朱明王朝形成威胁的异己，以此树立权威，强化极端君主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