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考研历史学重点：王安石变法

　　变法的经过和内容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早年经历与范仲淹相近，中进士后长期在地方任职，对百姓疾苦、社会弊病有较多了解，学问、道德、政绩俱获称颂。仁宗在位后期，上万言书呼吁改革，其议论之全面深刻，皆非时人所及。至神宗即位，安石已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众人皆谓“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生民咸被其泽”。〔24〕熙宁二年(1069)擢拜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变法遂次第举行。因神宗在位时曾行用熙宁、元丰两个年号，故亦称“熙丰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以富国强兵、扭转积贫积弱趋势为目的，富国强兵则以理财为先务，理财则首重开源，其次节流。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拘于义利之辨，反对倡言理财，安石则云“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25〕司马光以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安石则认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26〕又尝云“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27〕王安石主张通 过发展生产、开发人力及自然资源来增殖社会财富，其见解显然高出时辈。柄政之后，保守派官员群起攻之，然安石不为所动，倡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勉励神宗坚持改革。至熙宁九年(1076)，安石罢相家居，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工作，新法继续实行。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卒，其子哲宗即位，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高氏起用司马光为相，将新法全部废罢。次年，王安石病逝于家中。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然就目的而言，大体可分富国、强兵、培养人材三类。富国一类又可分农业政策和商业政策。

　　富国类(农业政策)——其一为青苗法。各处官府于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分两次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个别地区曾收30%)，随夏秋两税还官。借贷听从民户自愿，限额按户等递增，贷者五户或十户结合互相担保。此法的用意在于“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防止“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28〕其二为募役法，又称免役法，针对地方州县职役而行。职役指基层衙门吏职及乡村办事人员，如衙前(负责看管仓库、运送官物、管理馆驿等)、里正、户长(均掌管督催赋税)、弓手、壮丁(均负责捕盗)、承符、人力、手力(分管衙门杂务)之类，名目繁多。此前官府按户等轮差乡村主户(指纳税有常产者)充役，应役者皆无偿服务，无报酬，又缺乏相应的职权保障，常因服役而耽误农作，乃至因事故或官吏敲诈而赔补钱物，重者倾家荡产。而官户、坊郭户(城市居民)、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皆免役，苦乐不均，应役者百计逃避，应役面日渐缩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及基层社会稳定。安石改差役为募役，停止轮差，由官府出钱雇人应役。雇募费用根据各地所需数目，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应役者交纳“免役钱”，原不应役者(官户等)减半交纳“助役钱”。各自定额之外，一律多交20%以备荒年之需，称“免役宽剩钱”。其三为农田水利法。鼓励民间开垦荒田，兴修水利，费用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分摊，不足者由官府依青苗钱例，可延期偿还。或劝谕富室提供，依例计息，官府置簿催还。其四为方田均税法。针对农村土地买卖频繁、富户多隐瞒土地数量以逃避赋税的状况，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派人丈量土地，核实每户土地数量、质量，从而确定税额，发给文帖。此法主要在北方实行，通 过核查隐漏田产以增加税入。

　　富国类(商业政策)——其一为均输法。此法于诸新法中实施最早。宋初于江淮诸路设发运使，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时间既久，往往不顾出产及需求双方情况变化，简单照本宣科，所取或非所产，致使百姓负担加重，运至又或非所需，只能贱价抛售，形成浪费。商贾则得以操纵市场，囤积居奇以获重利。安石当政，提出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责成发运使周知东南财赋所出及京师物资需要情况，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从便变易蓄买”，既节省购物价钱及运输费用，又可获取商业利润。朝廷拨巨款以充发运使周转之费，从而大夺商人之利。其二为市易法。在东京等大城市设“市易务”，朝廷拨款作本，收购滞销货物至需要时出售，并依据市场情况评定物价。向商人提供，五人以上互保，年息20%。商人亦可赊购货物，仍同样计息还钱。其三为免行法。免去东京各行商铺承担供应官府需求的任务，改为交纳“免行钱”，由官府用以购买所需物品。此法杜绝了官吏从中勒索渔利之弊，朝廷收入亦有所增加。

　　强兵类——其一为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皆出一人为保丁。选物力殷实、有材干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正，负责督催保丁农闲时军训，平时夜间轮差巡逻，维持治安。保内互相监视，犯罪连带承担责任。此法主要目的在于逐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最终取代募兵。至熙宁九年，全国保甲“民兵”已达693万余人。其二为将兵法。在部分精简军队的同时，将其划分为若干称为“将”的编制单位，各设正将一人，挑选武艺精熟、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充任，专掌军事训练，以下有副将、部将等。此法目的在于改变兵将不相知、训练废弛的状况，军队战斗力。其三为保马法。北宋原置官牧监养马，管理不善，耗费巨大而成效有限。至此在北方五路保甲中按自愿原则择人养马，可免除部分赋税。如此则“省官费而养马于民”。其四为设立军器监，专门负责监督兵器制造，以其质量。

　　培养人材类——其一为改革科举。废除唐以来浮华无用的诗赋和呆板的帖经、墨义几种考试方式，代以考试经义、时务策。经义主要考察“大义”，以通经书义理为主，不重章句训诂。其二为整顿学校。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分外舍、中舍、内舍三级，学生经考试逐级而升，上舍生成绩优异者可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安石与子弟门人撰著《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也以之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又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增设地方学官，充实师资，拨学田以支经费。

　　以上新法，基本都是熙宁时期由王安石亲自策划、制定的。其中推行范围最 广、影响与争议的，首推青苗、募役、保甲三项。元丰时安石去位，神宗仍皆继续执行，虽小有更益而大体未变。在此期间神宗又有一大举措，即在中央机构中改变此前官、职、差遣分离的状况，按照《唐六典》记载重新恢复唐朝三省六部的职官体系，使机构、官员名符其实，皆有定编、定员及固定职责。史称此事为“元丰改制”。此举与王安石关系不大，但广义上也可划入“熙丰变法”范围之内。

　　变法的效果和评价

　　王安石变法规模宏大，具体措施细密，推行时间也较长，但最终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而施行之间又生出新弊。故神宗一卒，新法全废，其间有反对派势力过强的因素，同时也有新法本身的原因。

　　就安石富国强兵的初衷而论，新法主要实现了前一半目的，即富国。变法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积聚起大量钱币谷帛，仓库无不充实。据哲宗初年户部所奏，“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又复过半”。〔29〕据估计这些财物可供户部20年经费，成绩可谓显著。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万余处，溉田36万余顷，推动了生产发展。

　　但另一方面，就富国的财物来源而言，仍以发展生产所得为少，直接征敛于百姓者居多。如青苗钱(即“常平”钱)、免役钱，即其典型。青苗钱虽号称自愿借贷，实则结保共借，成为强行摊派，“上户自足，无假官钱，而强与之，使出息”。〔30〕既成制度，一次付息20%或30%，年息即达40%或60%，“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辗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岁岁世世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31〕免役、助役钱也是“岁岁输缗，……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32〕定额之外，复征“宽剩钱”，名为备荒，实为苛敛，况地方执行，常超出20%标准。一些地区甚至既收役钱，又利用保甲变相恢复差役。百姓应役负担减轻无多，国库却多出大笔收入。另外青苗、役钱强令纳钱，当时货币流通不足，“百物最贱，而唯钱最 贵”，〔33〕官府又因而得益，百姓受损。所以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实未兑现，而司马光谓“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却不幸言中。况且新法所敛财富，除一部分用以增加吏员俸禄外，绝大部分都囤积库中，“贯朽不用，利不及物”。〔34〕并未真正用于发展生产，加强国力，供天下之费，这又是变法的一项缺陷。

　　强兵方面，则成果甚微。军器监监督制造出大量兵器，可供数十年之用。熙宁年间，安抚使王韶出兵攻取了原为吐蕃活动区的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三州之地。尽管有这些成就，但总体来说军政腐败依旧，将兵法并未使军队素质有所。保甲民兵训练日浅，尚远不能取代正规禁军。保丁不堪官府役使及保长、保正欺压，往往起而反抗，流窜为盗，反而成为新的动乱因素。元丰时与西夏两次作战，损失军士、民夫共约60万人，物资不计其数，充分反映出“强兵”梦的破灭。神宗闻讯恸哭，精神受到重创，终至数年后抑郁而卒。

　　总体上看，特别是就主流及初衷而言，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未能扭转北宋衰亡趋势。安石博通古今，志存高远，对社会弊病有深刻认识，诸新法用意大多未为不善，“其施设之意厚矣，……而民反有受其弊者”。〔35〕其缘故主要是由于操之过急，执行未得其人，导致法度走形。陆佃即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36〕如青苗法实行，地方官吏为讨好上级，以多散为功，向百姓摊派。有钱者不愿借而勒令借，无钱者患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官吏往往勾结豪强，刻剥平民。免役钱已交，而差役或未免。均输、市易法旨在夺富商大贾之利，而富商大贾多能交结官府，渔利不绝，中小商人则受害最 深。大抵古代自上而下的改革，有很多在推行中渐失立法原意，至最下甚至于全失，王安石变法只是在这方面表现更加突出而已。

　　以安石新法与范仲淹纲领“十事”比较，大抵相当于其中六、七、八诸项，似乎范仲淹的改革重点在制度执行者，王安石的改革重点在制度本身。其实安石对制度执行者的重要性并非没有认识，早年上仁宗万言书尝再三论及其事，变法中改革科举、整顿学校亦无非为了培养理政的人材。但他主政时已年近半百，急于立事功以自效。于是“富强”措施接踵出台，特别致力于可以立竿见影的聚敛创收。对防弊之政的主体内容，如中央过分集权、各层机构事权分割、重文轻武、冗官冗兵，皆基本采取回避态度，勇于治标，不敢治本。对于反对意见，又执拗不回，变本加厉，不免意气用事。终至新法弊端日深，距其发展生产、去民疾苦的初衷也越来越远，其失败实有内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