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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的牛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6-07-05 09:56:58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公众号

  南迁之路

  然而,中国科大之路并不平坦。

  “科大能够走到今天,是历经磨难的。它付出的艰辛远比其他大学大。”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毕业于中国科大,这位重量级的校友认为,“科大现象”值得研究。“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南迁,是中国科大遭遇的一次巨大磨难。

  1969年末,“珍宝岛事件”致使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略考虑,一纸疏散令,让北京的高校开启了下放的征途。中国科大的搬迁是所有高校里最彻底的。为了方便学校搬走,在玉泉路的大门口甚至专门修了一条铁轨。“出门就上车,一火车就把行李家当全部拉走了。”史济怀回忆说。

  史济怀清楚地记得,学校从北京迁到合肥、落脚合肥师范学院原址的情形。搬迁使得设备损毁惨重,实验仪器、固定资产损失三分之二。“学校小,很多书籍、资料、仪器都在露天裸露着,学校挨着农田,农民在这里放猪、放牛,就像个牧场。”一个老校友还记得,当时,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铅丝,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更大的损失在教师队伍上,当时,教师约流失50%以上。原来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中科院院所的老教授大都留在了北京,跟来的多是年轻人。史济怀说,“下放前,数学系有100多名教师,下放后教授只剩了2人。”资料显示,到1977年底,中国科大也只有正教授8人,副教授10人,讲师126人。

  中国科大东校区有的宿舍楼和教学实验楼,甚至是当年由一批老科学家们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助教、讲师建砖厂,自己动手烧砖盖起来的。这些“泥瓦匠”里面不乏陈希孺、钱大同、邓伟廉、徐家鸾、李先予等后来的科学大家,因此,他们又被戏称为“史上最牛烧砖工”。

  师资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科大一度危在旦夕。1972年至1973年,中国科大开始着手从全国各地调集毕业生回校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后来,校史上将其记载为“回炉班”。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各大高校都不敢在抓教学和科研方面轻举妄动,中国科大的决定无疑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史济怀就负责给这群人上课。“有人来造反,他们在学校贴大字报,说如果‘回炉班’办下去,就把我们赶出学校。我说,你们造反,我就走;你们走了,我再来。”

  这批火线培养的教师队伍,充实了中国科大的教学力量,学校也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师队伍。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迅速崛起并走在教学、科研前列的基础。而当时,其他高校在文革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结束后,和中国科大同一时期外迁的农大、林大等高校相继回京。中国科大也曾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迁回北京,华罗庚、严济慈等都曾为此出面。然而,中国科大的返京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大原来的玉泉路校区被其他单位占用。

  1977年,回京无望的中国科大提出了“扎根安徽,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科大的老北门内,有一条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两边栽满了樱花。现在,学生们都称它为“樱花大道”;而原先,它叫“玉泉北路”——成为中国科大对那个回不去的地方的深深思念。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举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以“培养科技英才”著称的中国科大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和再次崛起的新征程,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同年,中国科大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少年班,积极探索早慧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少年英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校中独领风骚。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考中国科大的省(市、自治区)理科高考状元一度达到16个。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科大在一个特定年代所处的鼎盛时期;这样的盛况,也是对这所大学许多年来负重前行的一种回报。

  近代物理系博士生丁哲,用低温AFM进行二维材料表面磁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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