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牛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牛校的“荷尔蒙气息”

　　就在梁菊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个月前，他的师兄、中国科大校友何江由于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亮相，而成了“网红”。

　　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是哈佛的老传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经过了三轮竞争，才从上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梁菊和何江都是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何江比梁菊高一级。上大一的时候，梁菊所在的班级曾经组织去观察水鸟，何江被老师邀请来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那时觉得，这位师兄人很好，懂得也特别多。”

　　当时，正值国内禽流感爆发时期，何江还告诉当地居民如何防护禽流感。从那时候起，何江就想继续做一件事情——将所学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需要者。他把这个想法融入到了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里。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 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子，解释了科研的意义：“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应该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和其他农民那样的群体。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认识到，对知识的均衡的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科大是个很务实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搭。”时隔多年，何江依然记得，2005年高考结束后，各大高校去长沙做招生宣传，当时，他还是个17岁的学生，看着各校制作精美的招生宣传册，他有点眼花缭乱。“其他学校都做得很精美，拍了很漂亮的校园风景和高楼。而科大的宣传册特别简单，里面都是对学术和专业的介绍。”何江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科大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大，只有这里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这张安静的书桌前坐了4年之后，何江进入哈佛读研究生。“在科大学的东西，一直影响到我做博士。”大二的两年基础训练后，何江进入了实验室，和几个本科生一起，跟着一个副教授做实验，“他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对我的科研是一种启蒙。大学是我飞速成长的时期，科大的经历在我的人生里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最近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后的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说。

　　何江显然是个学霸，但是他说，“很多人一提起科大学生，就觉得只会做实验、学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入学开始，他就加入了各种社团，还当过一年的爱心社社长;大三的时候他还给高中学生做家教，觉得特别有意思。

　　几乎每个中国科大的学生，都为科大人在龙舟赛上的霸气而骄傲。从省内高校争霸，到“C9高校”(由首批985高校组成的中国9个顶尖大学的联盟)龙舟赛，中国科大几乎每次都是大赢家。

　　梁菊参加的C9高校龙舟赛已经连续几年获得了一等奖。中国的“C9高校”堪比美国的常青藤联盟。每年一次的龙舟赛是9所高校之间的直接较量：10个人负责划艇，一个人擂鼓，队伍必须由男女成员构成。

　　科大龙舟队成员都是由爱好者组成，每次比赛，看到科大龙舟队队员的体格，对手都会觉得不屑。“很多学校都是体育生上场，最矮的女生也比我们最高的高。”梁菊是个瘦弱的姑娘，体重不到90斤。然而，比赛结果一出来，这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队伍总是让别的队无法轻视。

　　中国科大的科考协会也是众多学生力捧的社团。每年节假日期间，社团都会组织学生外出徒步两三天，规模有三四十人左右。选拔只有一个标准：参加每天的跑步、体力训练和野外生存知识培训，连续两个星期，累积分数高者入选。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小男生，还是“女汉子”，都需要背着负重20公斤的登山包前行，并在野外生火、做饭、搭帐篷。

　　每年暑期，科考协会还会组织长达一个星期的科考探险，他们的脚印留在了三江源、巴丹吉林沙漠、库布其沙漠……每次外出都要交考察报告、写总结。中国科大科考队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无兄弟，不科考。”

　　马拉松比赛上也不会缺少科大人的身影。梁菊自己就跑过四次马拉松，其中一次还是“全马”;而信息学院有一个实验室，全室跑过马拉松的人就有31人。

　　不过，科大最热闹的活动，当属每年光棍节举办的“美丽邂逅”。在这个男女比例为7:1的大学里，这项活动的追捧度不言而喻，不少学生因此而觅得了自己的另一半。

　　每年这个时候，合肥几乎所有高校的单身男女都会汇集到中国科大，体验“非诚勿扰”“心电感应”等数十个环节。去年，这项活动的范围已经超出合肥，辐射到南京高校，参加人员涉及近5000名“优质单身男女”。

　　考虑到人员众多，每个人的平均交流时间较短，去年，“美丽邂逅”的工作人员提前近两个月推出“QQ线上交友群”，定时在群里安排线上游戏、线下活动。活动经费全靠学生自己去拉赞助。一位在校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记者描述去年的壮观情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荷尔蒙的气息。”

　　不甘平庸

　　何江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部分来自他的导师、也是他的中国科大师姐庄小威。那天，庄小威特意穿上了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服，出席了何江的毕业典礼。她还特意给何江写了一封评价信：何江是个十分出色，很有能力，也很刻苦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很有勇气，是一个无惧无畏的年轻人……有何江这样的学生，是任何一个导师都会感到开心和骄傲的事情。

　　庄小威曾被称为“中国科学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2003年，31岁的庄小威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麦克阿瑟奖。自1981年开始，麦克阿瑟基金会每年选择20到30名在各个领域里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杰出人才，提供每人总额50万美元的奖金。庄小威是当年入选的24位获奖人中唯一的女性，她也是麦克阿瑟奖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女性。

　　2006年，34岁的庄小威即成为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系的双聘正教授，并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Zhuang Research Lab)。2012年，40岁的庄小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不浮躁，不急于求成，是导师留给何江最大的印象。“她在科研上非常严谨，研究领域也很前沿，是沉下心来做科研的导师，跟科大严谨务实的风格很像。她是我的role model。”

　　早在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去哈佛找“小威学姐”， 庄小威对这个来自中国科大的小学弟也很器重，将其纳入门下。

　　在中国科大，像校友庄小威这样低调的“学术大牛”的例子不胜枚举。获得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陈仙辉，也是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苦坐了20年冷板凳，才最终摘冠。这20年里，他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其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与学生一起度过的。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夜晚11点大楼关门。陈仙辉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外地出差回来，不管多晚，都先要到实验室看一看。

　　而与庄小威同属1987级的潘建伟、邓中翰，也分别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目前最年轻的院士。2015年，潘建伟团队因在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的原创成果而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三年两次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纪录，让所有的科大人都觉得很提气。王志珍说，“科大人从来不甘平庸，不舍远志，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永远追求卓越、永争第一。”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不久，科大就相应在校内设立了青年基金。“刚开始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青年基金只有几千元，虽然数目不多，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朱长飞说，科大青年基金的资助额后来增加到两年20万，每年资助人数也由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

　　一直到2005年，中国科大每年可以争取到2个多亿的科研经费，这是科大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中国科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都在公共实验平台上，这也是出于对青年人才的考虑：刚刚科研起步的年轻人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公共实验平台的建设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起码的科研保证。

　　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的杜江峰对此感慨很深，当初他博士毕业的时候，一穷二白，只好借用了学校一个老院士的实验条件，直到拿到自己的第一笔经费。学校甚至还借给了他一笔钱，作为启动经费。

　　杜江峰是最早从事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之一。2002年，他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博弈的实验研究，实现了中国国内量子计算实验研究工作首次刊发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快报》上。《自然》杂志的科学新闻对该工作成果作了专题报导。

　　2015年，他的团队又将量子技术应用于单个蛋白质分子研究，在室温大气条件下获得了世界上首张单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谱。这项研究将磁共振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数十亿个分子推进到单个分子。

　　在中国科大，像杜江峰这样低调能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比比皆是。2013年，化学系教授谢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女院士。谢毅的研究小组利用纳米固体化学原理寻找新型能源材料，发现系列二维超薄半导体这类新型材料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光电、热电转换效率的潜力。凭借这些工作，谢毅小组成为目前国际上在该领域持续活跃的几个主要研究小组之一，她也因此荣膺“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而在2007到2008年，谢毅的课题组没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连学生们都有些泄气了。谢毅却一方面分析原因，一方面幽默地给学生们减压：“别人运气好，吃肉，咱们就啃骨头呗。”

　　2015年2月，《自然》杂志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多自由度量子体系隐形传态这一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打破了国际学术界从1997年以来只能传输基本粒子单一自由度的局限，为发展可扩展的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量子光学专家Wolfgang Tittel教授在同期《自然》撰文评论：“该实验的完成，为理解和展示量子物理的一个最深远和最令人费解的预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可以作为未来量子网络的一个强大的基本单元。”2015年底，该成果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十项重大突破之首。

　　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在这种信念下，中国科大平均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中就能产生一名两院院士，比例高居全国之首。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大也是国内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实验室的高校。

　　而与这些辉煌的成果相对照的，则是中国科大破旧的行政楼。这里也是书记、校长们办公的地方。这座三层的小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有的房间甚至是用隔板隔起来形成的。副校长陈初升的办公室就放了两张桌子，三四把椅子，人一坐下，就显得很拥挤。“我这还算好的，以前还不如这个呢。”在中国科大，学生、教师是“老大”，管理部门则是服务的。

　　2016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期间，在杜江峰的实验室参观了半个小时左右。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科大。2005年，初次访问中国科大的习近平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第二次则是在2011年，他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次到这所大学调研。

　　在今年习近平视察期间，杜江峰向他介绍了原创性单分子磁共振设备和超分辨磁共振谱仪在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践应用。当习近平得知杜江峰实验室年轻的科研队伍中，有一半来自科大少年班后，不禁称赞道：“后生可畏啊! ”

　　此次在安徽的考察中，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含量，把我国产业提升到中高端。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习近平在肯定“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快、力度大、成效明显”的同时，对中国科大寄予厚望：中国科技大学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志珍一直精心保留着她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证。这是一个硬皮的小红本，20厘米长、15厘米宽，打开后左页是她梳着小辫的毕业照。她的学号是5912050。“59”是1959年入学，她是中国科大招收的第二届学生;“12”则是她当年所在的生物物理系的系号。王志珍所在的班级有50个人，她是最后一个报到的，所以排在第50位。

　　2013年，在中国科大的毕业典礼上，王志珍向台下的学生展示了她的毕业证，上面还有校长郭沫若的签字。

　　在那天的演讲中，她说，“中国科大是真正的大学，拥有大学自己的独立性，保持着圣洁与宁静。在科大，官本位没有市场，学术优先是科大文化的基本色。也正因为如此，科大人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