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牛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的MIT”

　　梁菊坐在大礼堂里，她在等待着迎校旗的时刻。当校旗从大礼堂的最后一排传递过来的时候，梁菊摸着校旗，有一种神圣感在她心中涌上来。

　　中国科大东校区大礼堂的座位不到1800个，这被戏称为中国科大本科不扩招的原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时候，大礼堂里容不下更多的学生。

　　“小而精”的中国科大，十余年来每年招生人数一直保持在1800人左右，专职教师约为1500人，师生比1:5左右。作为一项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美国优秀高校的这一数据通常在1:8以下。也许是因为如此，有人将中国科大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1959年，王志珍考入中国科大时这所大学还在北京。同她一起进校的学生总共有1313人，其中，包括她在内的30人都来自上海中学。当时，王志珍在中科院有机化学所工作的哥哥王志勤和在北大生物系学习的姐姐王志美，都极力建议她读中国科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成为一项对中国大学教育影响重大、众说不一的举措。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提出，教育能有效扩大内需，他以个人名义向政府提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的建议。据他估算，每名大学生年均消费1万元，此外还会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文化用品等生活资料的消费增长。

　　当时，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7。这也是汤敏认为高校扩招具备的条件之一。他还指出，高校扩招可延迟部分高中毕业生就业，这将给下岗工人腾出400万～500万个工作机会。

　　最终，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一提议。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此后7年，中国高校在扩招路上一路狂奔，到2014年，高校招生总数达到700万人左右，相当于1998年的7倍。在扩招浪潮中，有的高校本科招生人数甚至过万人，清华、北大的招生规模也达到了3000到4000人。

　　中国科大也曾面临扩招的外界压力。1990年代初，中国科大每年本科招生约900人，到1999年前后逐渐增至1300人，并于2001年招收创纪录的1860人。但这个数字仍不能让上级满意。当时负责招生的一位领导回忆，教育部有人打来电话说，中国科大招人太少，让别的高校不好办。

　　也有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打电话给时任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希望科大能够再多招一些学生。而此时的朱清时已经发现，大学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教室挤满了、图书馆的座位也不够了、老师的教学任务变重了，甚至澡堂子也“下饺子”了。朱清时意识到，盲目扩招不是发展之路，势必会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学校失去核心竞争力。

　　“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有20名到30名学生，那么，师生之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机会;如果是40至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教学质量必然会大为降低。”朱清时说。此后，中国科大逆社会之大潮，坚持每年招收1800余人，不再继续扩招。

　　后来，安徽省规划设计大学城，鼓励科大带头进驻，并声称可以挑任意地段。“如果直接给我们土地，我们肯定要，可是，那得按照中国科大的规划来建设。然而，如果让我们去贷款，贷了款，我们怎么还?科大一直都是朴实过日子的，我们不是企业家，我们就想朴素地把学校办好。”朱清时又一次选择了拒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说，“学校变大了，校园变美了，同时也背上债务包袱，不得不再扩招和增加学费，如此将走上恶性循环。”

　　《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高校贷款额为4500亿到5000亿元。其中，吉林大学贷款达30亿元。假设贷款年利率按照5%计算，中国高校每年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就高达225亿到250亿元。

　　不扩招、不扩建，中国科大成了上级眼中“不听话的孩子”。而几乎同时伴随而来的高校合并政策，使得中国科大难上加难。从1992年到2003 年，中国对近6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调整。当时的中国科大又一次顶住了压力。

　　上世纪50年代，科研力量基本上集中在中科院，依赖中科院建设的中国科大自然有着别的高校不可企及的优势。当年，王志珍将中国科大列为第一志愿。和她同一时期入校的，还有郭沫若的女儿、华罗庚的儿子、习仲勋的长子、陈毅的小儿子、罗荣桓的闺女。“那时跟现在很不一样，大家都愿意上科大，而不是像现在整天北大、清华，好像只有这两所厉害的学校似的。”

　　北大、清华如今的名声，与政府高教资源投入的过度集中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就多次在公开场合称，“国家长期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不公平”，并指出“长期特殊关注一两所学校，不是个非常明智的做法”。纪宝成说，有一批各有优势、各有所长的学校，才能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支撑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靠一两所学校孤军奋战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上去，这是不可能的。

　　2006年之前，只有北大、清华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推荐研究生只有这两所学校不受限制;招生录取，很多地方政府给北大、清华特殊的优待。

　　北京、上海等地优势资源的集中，使得中国科大在招生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在2000年以前，学校依然能招来全国最好的理科生。但是在2000年以后，中国科大招收的高分学生人数明显落在清华、北大之后;2005年开始，又落在复旦、上海交大之后。

　　2001年，后来升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朱长飞被安排去厦门招生。要招到优秀的学生，朱长飞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接触到学生。在厦门，不少高中将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作为奖励的基本准则，一个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直接奖励2000元，而那时朱长飞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400多元。

　　有的学校甚至在学生参加完高考之后，马上将学生叫回学校重做试题，然后立即批卷，根据二次考试估算的分数，来决定是否报考北大、清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生想要报考其他高校，或者别的学校的招生老师想要接近学生，都变得非常困难。

　　朱长飞思量了许久，有一次径直走进学校广播站，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对着麦克风大声喊了起来：“我是中国科大的教授朱长飞，我来厦门招生，我住在……”朱长飞迅速地将他来厦门招生所住的地方和工作时间广播出去，然后离开学校。

　　回到宾馆，朱长飞就在大堂等着家长过来。果然，有不少家长来咨询并表示了报考的意愿。但是过了两天，这群家长又过来对朱长飞表示歉意，说学校领导不让孩子报考中国科大。

　　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大在一些以规模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的中国高校排行榜上，排在十名开外。“如果科大还在北京，排名前三的一定是清华、北大和科大。”王志珍说，“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大，不具备地缘优势。”

教师和同学们共同研究弹头爆炸半径问题。